11选5:美歐“數字博弈”升級

11选5 www.zailg.com 顧登晨2019-12-12 20:44

12月3日至4日,北約70周年峰會在倫敦召開。峰會前一天,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發布了對法國數字服務稅(DST)調查的結論,認為該稅“歧視美國公司”,美方因此擬對法國24億美元輸美產品加征最高100%的關稅,最快明年1月執行。對此,法方表示“不可接受”并承諾將予反制。本屆北約峰會恰逢以馮德萊恩為首的新一屆歐委會正式亮相,歐盟對法國的反擊態度亦予支持。

此輪美法貿易沖突,疊加法國總統馬克龍不久前拋出的“北約腦死亡”論,讓外界對本屆北約峰會的關注點,由傳統的防務與安全轉向了以數字貿易為核心的美歐經貿關系。實際上,美歐“數字博弈”已是新常態,過去十年,硅谷在歐盟屢屢受罰,而隨著特朗普與馬克龍政府都將稅收作為解決貿易問題的手段,美歐“數字博弈”呈升級態勢。

傳統稅收制度已無法適應數字貿易

數字貿易的基礎在于數字經濟。根據《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界定,數字經濟指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作為生產驅動的一系列經濟活動。早年,各國普遍將“數字貿易”等同于跨境電商;隨著搜索、社交、在線娛樂等“超級平臺”的興起,2013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將“數字貿易”定義為“通過互聯網傳輸產品和服務的國內商務和國際貿易活動”,包括基于互聯網的實體貨物交付、社交媒體、搜索引擎、數字音樂游戲以及軟件等其他數字化產品和服務。

本世紀以來,硅谷幾乎壟斷了歐洲的電商、搜索、社交等主要數字市場,歐盟本地數字產業嚴重邊緣化,目前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互聯網企業中,歐盟企業無一上榜。硅谷在歐盟賺得盆滿缽滿的同時,還利用當前全球稅制與數字經濟的不相適應性,通過“轉移定價”方式,把從英、法、德等互聯網大國所賺得的利潤,歸入愛爾蘭、盧森堡等“稅收低地”國家避稅,讓部分歐盟成員國既付出了用戶數據成本,又難以分享稅收紅利。

作為應對,2010年以來,歐盟高舉反壟斷、隱私?;?、平臺內容等監管大棒,對硅谷寡頭屢開罰單。然而,在使用“公平稅收”這一政策工具時,由于數字服務稅牽涉面過寬,涉及全球稅制改革以及不同國家間利益協調,有關新稅種的討論無論是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還是在歐盟框架內,始終難以落地。今年7月,法國決定先行一步,通過了本國版本的數字稅法案,向全球營收7.5億歐元、在法營收2500萬歐元以上的科技公司征稅,谷歌、臉書、亞馬遜、蘋果等硅谷寡頭首當其沖。

法國數字服務稅落地的同時,白宮貿易代表辦公室即對該稅發起301調查。8月的G7峰會期間,特朗普曾發出對法國紅酒、奶酪征稅的威脅,一方面想阻止法國的征稅行為,另一方面也試圖以此抑制其他歐盟國家的跟隨沖動。此后,美法同意在OECD框架內以談判方式協商解決,但談判未果,OECD至今也未拿出統一的征稅方案,這才有了今番美國的關稅報復威脅。

法、德等歐洲大國一早便深知,在OECD框架內設計數字服務稅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征程,其因此更愿意在歐盟范圍內先行先試。但即便在歐盟內部,由于部分成員國(稅收低地國家)受制于本國利益、美方壓力和硅谷的游說,相關草案最終也未獲通過。法國正是看到了OECD或歐盟范圍內建構統一數字服務稅制的遙遙無期,才開啟單邊征稅。

歐盟首次擬定對大型網絡科技公司征稅草案是在去年3月,彼時恰值特朗普政府援引美國1962年《貿易擴展法》232條款,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對包括歐盟在內的多國鋼鋁產品加征關稅。此后的去年5月,美商務部再度援引232條款,對歐盟輸美汽車及配件發起調查,于今年2月得出“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結論。此后,白宮雖未援引該調查結論對歐盟輸美汽車及配件加征關稅,但亦暗示可能另發起301調查,這意味著歐盟汽車產業始終未走出被課以重稅的風險期。

由此一來,歐盟鋼鋁、汽車兩大重要產業實際上均面臨美國關稅的事實制裁或潛在威脅。此情況下,歐盟瞄準“數字產業”這一美方“命門”征稅,反制意圖明顯。事實上,法國之所以敢于單邊開征數字服務稅,與其主要倚重的農業從一開始就未被包括在美歐貿易談判中不無關系,而德國起初曾積極推動數字服務稅、此后又步入低調,則與美方始終對德國汽車出口虎視眈眈有關。

因此,以法國為首的歐盟多國最終選擇各自為戰、單邊征稅,除了解國內財政燃眉之急的考慮外,主要還是因OECD及歐盟框架內稅制改革的遲緩?;瘓浠八?,數字貿易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當傳統的稅收制度已經過時,不同主體爭奪“數字權益”的矛盾必然白熱化,這是全球“數字世界共治”所面臨的現實挑戰。

數據爭奪

與鋼鋁、汽車等傳統貿易有別,數字貿易的標的物無不與數據這一新興載體密切相關,甚至很多情況下即呈現為數據本身。傳統貿易戰的武器是附著于標的物之上的關稅,而數字貿易戰的武器則是標的物數據本身,如何有效地控制與使用數據,遠比針對數字貿易征多少稅來得重要。

去年,美國與墨西哥、加拿大簽署《美墨加協定》(USMCA)以升級1994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其中,“數字貿易”單列一章,共計18條,除“定義”和“一般性規定”外,有關稅收的規定僅1條——“不得就基于電子傳輸的數字產品進出口征收包括關稅在內的任何費用”但同時“不排除以與協定一致的方式征收內部稅”——除此之外的規定均圍繞“數據”本身展開,如數據跨境流通、平臺免責、防止濫用推送、防止服務器本地化、源代碼與算法?;さ鵲?。

這意味著,美方也默認他國以國內立法形式對跨國數字貿易征稅的可能。如果世界主要經濟體在WTO或OECD框架下達成協定,數字服務稅將成為常態,并不值得大驚小怪。需要關注的反而在稅收之外,即美國為實現對數據的控制與使用,急于引領全球數字貿易制度建設的“立法沖動”。

無論貿易形態,?;ぶ饕逋際敲騁漬降那白?。早在2014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便嗅到了他國數字貿易?;ぶ饕邐兜?,提出“數據本地化、市場準入限制、數據隱私和?;ひ?、知識產權?;?、不確定的法律責任規則、審查和海關措施”等存在的七類數字貿易壁壘。2017年,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的報告中關注了包括“數據本地化(數據存儲本地化及禁止數據跨境流通)、技術壁壘(要求公開加密算法及源代碼)、網絡服務壁壘(要求平臺對用戶發布內容承擔非知識產權類責任)”在內的三類主要數字貿易壁壘。

在擁有先發優勢的美方看來,“數據本地化”始終是最大的數字貿易?;?。相對應的,高度自由的數據跨境流通,也就成了美國有關數字貿易的主要訴求。在《美墨加協定》中,最為突出的一點是協議方承諾數據跨境自由流通:“不得禁止或限制數據跨境自由流通”,除非此類限制“對于實現合法的公共政策確有必要”且只能局限于“為達目標之最低限度”。去年以來,美方將《美墨加協定》定為與日韓、歐盟貿易談判的參考。今年11月,英國媒體披露的一份美英談判記錄顯示,雙方“視數字服務稅為一個高級別/政治化而非技術性的議題”而未予深入討論,重點探討了“數據自由流通”、“反對數據本地化”、“算法?;?rdquo;等問題。

目前,主張數據跨境流通“絕對自由”的主要是美、日等數字強國,印度、印尼、土耳其等后發數字大國以及相對優勢不明顯的歐盟均主張一定程度的數據本地化。早在2011年,歐盟便與美國訂立了《美歐信息通信技術服務貿易原則》,涉及數據跨境自由流通、反對數據本地化、非歧視的互聯網接入等要求。但出于現實利益考量,歐盟在實際操作上一直存有私心。美歐2013年啟動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協定》(TTIP)談判中,歐盟對數據跨境自由流通也始終有所保留。

《美墨加協定》雖被美方視為“標準”,但加拿大、墨西哥難言是真正的數字大國,在全球數據跨境流通共識依然不足、數據本地化浪潮興起的當下,其中的數字貿易規則并不具備“全球復制”的可能性。在可預見的未來,隨著各方數據爭奪的白熱化,“數據跨境自由流通”與“數據本地化”將大概率同時存在,即“該流通的流通”(各國依據“安全標準”排除例外情況)、“該本地化的本地化”(各國根據“發展需要”確定本地化的范疇)。

今年以來,在以云服務為核心的數據爭奪中,法、德明確表態要建歐洲云,“讓數據留在歐盟”,捍衛歐洲“數據主權”,而美方一向以本地服務商“專業知識匱乏”為由拒絕本地化,認為本地化只會“抬升成本、限制競爭、威脅數據安全和用戶隱私”,要求谷歌、微軟、亞馬遜等提供云服務的美國公司“不被歧視”。未來,美歐數字貿易戰在云服務領域激化的可能性極大。

用戶隱私與平臺責任

過去20年,以“平臺模式”為核心的硅谷經濟在迅速擴張的過程中,衍生出兩大軟肋:一是用戶隱私,二是平臺責任。這看上去是“軟議題”,實際上是真金白銀。

一直以來,歐盟視公民隱私為某種“歐洲生活方式”,將其置于比發展數字貿易更為優先的地位。2013年,“斯諾登事件”爆發,美歐傳統的數據跨境流通機制《安全港協議》受到挑戰;2015年,針對奧地利學生斯科瑞姆斯聲稱臉書公司在將其個人數據轉移至美國本部時“未盡到充分?;ひ邐?rdquo;的起訴,歐盟法院判決《安全港協議》無效,美歐“數據互信”一度降至冰點。

此后,美歐雖新設了《隱私盾協議》來保證相互間數據交換,但隨著去年歐盟《通用數據?;ぬ趵罰℅DPR)生效,與歐盟從事數字貿易的主體,無論在歐盟內外處理歐盟公民的個人數據,都必須遵守GDPR,這對硅谷在歐洲的數據搜集構成了極大掣肘。美國對此心知肚明,在前述美英談判記錄中,美方敦促英方在脫歐后逐步淡化GDPR所確立的嚴苛隱私規則,確保美國公司可自由訪問如英國健??獾雀嘸壑凳?。

從美歐數字貿易博弈的角度看,如果說美國為反對“數據本地化”成功建構出“數據跨境自由流通”這一“政治正確”,那么歐盟則占領了公民隱私?;ふ庖徽鉸愿叩?,并借此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數據本地化”。在美國國內,多州通過了隱私?;しò?,聯邦層面隱私立法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此背景下,美對外數字貿易談判中已放棄將“過度隱私?;?rdquo;描述為數字貿易壁壘。

美國還在試圖扼守的,則是“平臺責任?;?rdquo;這一側翼,即防止要求平臺對用戶發布內容承擔非知識產權類責任這一“網絡服務壁壘”出現。早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通訊規范法案》(Communica-tionDecencyAct)第230條款就規定了在線中間商(即平臺)免于對用戶發布內容負責,隨后的《數字千年版權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中的“合理例外”條款則確保用戶在平臺上可自由分享文字、視頻而免于因涉嫌誹謗或侵權被起訴。這兩部法律給予了平臺“兩端”以充分的寬容和豁免,促成了“平臺生態”的形成,平臺由此成為收割數據的“永動機”。

但近年來,要求臉書、推特等公司加強平臺監管的呼聲不斷,絕對的“平臺責任?;?rdquo;事實上已不存在。在美國國內,共和黨認為平臺只有自證“沒有政治偏見”才能繼續享有豁免權利,民主黨則認為如果平臺不及時處置仇恨言論和極端保守主義,就不能享受豁免。在歐盟,臉書多次因移除仇恨言論不及時而遭罰,歐委會也流露出將針對平臺內容進行歐盟層面立法的考慮。

在隱私?;ひ?ldquo;覆水難收”的情況下,如果平臺責任被反復強調,“打破一切邊界”吸引用戶將變得艱難,網絡效應隨之降低,主打社交和內容的平臺類企業將面臨收縮風險。

目前看,《美墨加協定》依然明確數字平臺“對用戶發布內容不擔責”,這實際上是將230條款適用于海外,為硅谷“平臺模式”保駕護航。然而,隨著美國步入大選年,白宮與國會的撕扯日益激烈,在民主、共和兩黨對于平臺免責的前提“各有理解”的背景下,未來230條款可能面臨修正,且該條款在美歐貿易中能否站住腳跟也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這對于當下流行的平臺數字貿易帶去的沖擊,恐怕并不低于隱私?;ぱ沽?。

前景

圍繞數字貿易的討論,至少涵蓋了消費者?;?、行業發展與國家競爭這三個基礎視角。

個人層面,個人與數字貿易的關系,已由早年的“蜜月共生”走向了“排異共存”,個人在享受數字貿易紅利的同時,類似隱私泄露、無效社交、仇恨言論、新型數字鴻溝等現實困擾,已讓個人對數字化的世界心生疑慮。

行業層面,隨著數字貿易的內涵與外延不斷豐富,議題之間互相交叉滲透,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傳統“萬精油”式的單一貿易規很難再起作用。例如GDPR雖緩解了消費者隱私困擾,但也帶來了歐盟自身發展“數據不足”的難題,且其高標準的合規要求妨礙了小企業的發展,反讓有足夠能力應對合規的谷歌等傳統巨頭在數字廣告市場的占比進一步上升。

國家競爭層面,數字貿易一度被譽為高效率、去中心、扁平化的經典貿易模式,被認為有助實現人類平等甚至消除世界貧困。然而,由于國家間信息通信技術發展的不平衡,全球數據資源越發向發達地區傾斜,數字貿易反而呈現出比傳統貿易更集中、更不平等甚至贏者通吃的趨勢。其中居壟斷地位的是傳統發達國家以及包括谷歌、臉書、亞馬遜在內的幾大硅谷科技寡頭,如亞馬遜幾乎壟斷了美歐電商市場,谷歌和臉書則控制了全球七成以上的數字廣告市場。

凡此種種,都對全球數字貿易治理都提出了極大的挑戰。但世界貿易組織有關數字貿易的規則設定仍集中于電子商務這一狹窄領域,多年未有根本修正,已不適應于時代,這在客觀上成就了硅谷的野蠻生長,也為數字貿易糾紛埋下了伏筆,全球數字貿易實際上已經滑向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當下,圍繞數字貿易中“數據”這一核心要件的主權歸屬、跨境流通、域外管轄、合法性與責任的討論還只是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的“專屬課題”。美法數字貿易糾紛所呈現的,與其說是“稅收之爭”,不如說是多邊機制停擺情況下,各方在嘗試建構統一數字貿易規則征程中一次無以規避的沖突。無論是法方主張內部征稅還是美方威脅以外部關稅,都是試圖以“老辦法”解決“新問題”,其偏離了主線,舍本求末,無益于全球數字共治。

此次北約峰會前夜,與美法數字貿易糾紛幾乎同時發生的,還有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重新對阿根廷、巴西輸美鋼鋁加征關稅。于未來回望當下的美歐數字貿易糾紛,或許就如同立足當下回看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與歐共體圍繞鋼鐵制品的傾銷與反傾銷之戰。如果歷經四十年治理,鋼鋁這一基礎生產資料都無法走出貿易戰的陰影,那么,更為復雜、多面的數字貿易歷經下一個四十年洗刷后,貿易環境能否變得更好,則相當令人懷疑。

北約峰會前夕,針對馬克龍“北約腦死亡”的論斷,德國總理默克爾無不失望地說,“我理解你對于打破當下這一切的渴望,但是我已厭倦一次次地撿起地上的碎片,厭倦把你打碎的杯子粘起來只為和你坐下來喝一杯茶”。

默克爾可謂情真意切。只是在當下世界,無論在防務、移民、氣候還是經貿領域,“打碎”似乎已經成為一項越發普遍的選擇,而陷入“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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